外灘踩踏事故問責之外的城市公共空間治理挑戰

　　上海外灘擁擠踩踏事件調查報告的出爐，以及對11位官員的處理結果，顯然不足以告慰那36個逝去的生命，而對于中國城市空間治理命題的探究仍將在曲折中前行：當中國城市化率過半、邁入城市時代之后，勢必要面對以高密度人群為特征的城市公共空間的治理難題。

　　外灘踩踏事件之所以舉國震驚，除傷亡人數之多為近年來罕見外，更令人震驚的是事故的發生地點——上海，這個一直以來以精細化城市管理著稱的國際化現代之都。

　　要知道，上海對于公共安全事件的充分憂慮與前瞻，在國內一向是領先的。

　　2013年1月28日，上海市兩會松江區代表團審議會場，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對代表說：“我每天最擔心的就是上海500多公里的地鐵，每天約有700萬人次在地下通行，分分秒秒不可松懈。我在分管安全事故工作時，曾經收集過100年來世界上所有國際大都市所發生的災難，約72萬件案例，件件想來都是觸目驚心。”

　　今天，我們在圍觀被處分官員的同時，也要理性思考一下：城市治理到底有多復雜？如果你是一位城市管理者，你在應對未知突發事件時要做些什么？

　　外灘事件中所暴露出的問題從側面反映出，城市治理是一套復雜而精密的體系，而今后“如何提高城市公共空間高密度地區的治理能力”才應該是人們要關注的核心問題——不論哪個城市的政府。

　　調查報告中有一句話值得我們反復體味，“事件發生后，聯合調查組迅速組織力量對事件現場進行勘查，先后對受傷人員、值勤民警、市民游客、地鐵工作人員等調查走訪，了解事件發生經過，并對事件現場有關情況進行核查；聯合調查組還調取查看外灘區域36個監控探頭、累計時長約70小時的視頻錄像，系統梳理相關法律法規，查閱市級和區級有關部門‘三定方案’、規范性文件、會議紀要等資料195份，對市級10個部門(單位)和黃浦區政府以及區有關部門領導共51人進行了談話詢問，詳細調查相關管理情況。”

　　可見，在涉及到本次事件的管理方面，至少有51名官員需要參與，而這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出現紕漏都有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因此，在城市治理中，政府如何處理繁瑣的跨部門溝通與協作，成為了首要解決的問題。但很遺憾，在外灘踩踏事件調查報告中我們看到，即使在同一部門中，也存在溝通不暢或無視相關規定的情況。

　　這就涉及到“該以什么樣的態度對待日常公共安全”的問題，這也是每個城市領軍者需要考量的。

　　具體到上海來說，人們總是津津樂道于世博會的精細化管理，而我們必須要知道，上海世博會的管理是一種非常態化的管理。更有人指出，“能打贏大型戰役，卻在日常管理中落敗”，是上海以及中國其它大中型城市都面臨的城市治理窘境。

　　大型活動與會議是不計成本地投入，進行了種種非市場化的行為，但在日常管理中往往采取一些簡單粗暴或一刀切的辦法或思維模式。在此外灘事件中這種表現尤為明顯：據財新披露，早在2014年11月初，跨年燈光秀在申報階段就已被上海市公安局重大活動辦公室否決，主管部門的顧慮是，“前一年的跨年燈光秀活動觀看人數太多、超過負荷，今年繼續舉辦會有安全風險”。

　　一廂情愿地認為取消就不會出事了，是這次事故中最致命的思想性錯誤。災難發生的概率沒有因為取消活動而減小，但與此同時，政府沒有因為取消活動而免責，不論公眾聚集是官方組織還是民間自發，從城市治理角度出發政府都責無旁貸。

　　提高政府思想認知和治理專業度是唯一出路，不能因為踩踏發生之地與自己遙遠而無關從而放松管理。再小的概率，只要重復足夠的次數，就一定會發生。城市治理也一樣，在城市治理中，沒有小概率事件，今天發生在上海，明天就有可能發生在你的城市——“墨菲法則”在這里是通用的。

　　同時，政府也大可不必因為怕出事就不進行日常活動，怕什么就不去做了嗎？那么一個一輩子趕驢車的人確實永遠也不用擔心自己發生空難。

　　此外，還要明確的是，外灘事件與民眾素質無關，在任何一個國家中，人群聚集到一定程度都會發生可怕的后果，那時任何一點小的騷動都是災難性的。但通過本次事件我們需要加強的，不僅是公眾的安全意識，還有主體責任意識。

　　當然，城市公共空間的治理，既需要政府能力的提升，也需要政府給社會松綁、讓民間社會有更多的自我組織公共活動的機會，從而提升民眾自身的公共活動組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