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因港而興的天津從來都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之城，其經濟的興衰沉浮，總是與其在中國乃至全球政經格局中的政治角色扮演如影隨形，城市變遷的非經濟因素總是若隱若現：遼金以來，五朝定都北京，天津作為首都門戶的角色，使其與北京“一榮俱榮”，繁華之名遠播四方；而1949年之后，中央政府對天津發展定位的迭經變遷，客觀上使天津一蹶不振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其在本世紀之初以來的城市大勢岌岌可危，以致天津民間一度傳出“要將天津變成縣”的譏諷與焦慮。
百年天津，沒有沒有終點的衰落，更期待能有一個可持續的繁榮。
過去的十幾天，直轄市天津和它的主政者們，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煎熬和炙烤。
8月12日發生在天津濱海新區的一場爆炸，將這個多年沒有新聞的城市突兀地推到了世界面前。
外界看到了天津靚麗經濟成就下的另一面：脆弱的安全防線、不完善的危機處置體系以及面對公共輿論時的信息不透明，這些表現讓人們詫異：這是一座直轄市嗎？
也許沒有標準答案，但諸多信息正在歸于這樣一個判斷：天津正在被割裂。一方面，近些年它朝著北方經濟中心大踏步前進，各項硬指標突飛猛進；另一方面，它的經濟結構、治理和開放度并沒有隨著經濟增長而改善提升。
結果，這座“名份”上的直轄市，不僅與其努力追趕的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差距越拉越大，甚至與其周邊河北的一些縣市相比，優勢也在逐漸削弱。
人們的反思集中于這座城市的發展模式——重化工“圍城”對拉動經濟立竿見影，卻蘊含著巨大的風險；相比經濟的狂飆突進，治理能力、城市開放度卻嚴重脫節；從不缺乏政策資源，體制改革卻相對滯后。
與其未來在京津冀一體化中所要承擔的角色相比，天津真的準備好了嗎？
重化工之殤
此次發生爆炸的瑞海國際物流倉庫屬于當地三大危化品中轉倉庫之一。而距離爆炸中心不遠的天津臨港工業區，則是國家級石化基地，天津市及濱海新區“十一五”規劃重點發展區域之一，也是濱海新區化學工業區、臨港產業區的核心組成部分。
在《天津市工業布局規劃（2008-2020年）》中，石油化工被列為天津的八大優勢支柱產業之一。作為兩大產業帶之一的臨海產業發展帶，濱海新區重點發展的是大型裝備、石油化工、現代冶金等產業，因為這里有優質的港口、岸線資源。
天津是一個借港而興的城市，和化工的結緣有著多重因素。1923年，有中國化工第一人之稱的侯德榜就在天津開辦了中國最早的化工廠，當時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堿廠。新中國成立后的1964年，隨著大港油田的開發，天津自然衍生了石油化工的需求。改革開放以來，天津又因坐擁北方最大的港口，成為輻射華北的化工產品集散地。
如果說早期天津的化工產業發展還是基于自然條件等各種優勢自發聚集，那么在濱海新區上升為國家戰略后，天津在對化工項目的爭奪中自然有了更多的政策紅利和優勢。一個例證是，2009年落戶天津濱海新區的百萬噸乙烯項目，原計劃是落戶河北，河北方面連地皮都劃好了，最后又被天津搶走。
當時曾有河北方面的專家批評天津在產業發展上缺乏高度，“既然爭來了空客落戶，就應該著眼于把這種高端配套產業鏈吸引過來，像化工就不要搞了。”這位專家當時預言，天津和河北爭乙烯等化工項目，現在看是個成績，將來是負擔。
這句話一語成讖。不久前發生在天津港危化品倉庫的爆炸事故，已經為天津過分倚重化工產業的經濟結構敲響了警鐘。2014年天津市生產總值為1.57萬億，其中石油化工產業比重達到15%。而在天津不斷追逐北方經濟重鎮的過程中，身為新增長極的濱海新區功不可沒，2014年由三個天津城區合并合成的濱海新區，生產總值占整個天津的56%。
享受著重化工業帶給城市的輝煌和榮耀，也必然需要面對它可能造成的潛在傷害。
在智石經濟研究院中國城市戰略中心執行主任羅天昊看來，過去天津的發展，尤其是濱海新區，靠的是重化工業，這種企業塊頭大，產值高，短期沖擊經濟總量，非常有效。但是，失衡的產業結構，對于長遠發展非常不利。“去重工業化”，逐步均衡產業結構，才能使天津擺脫對石化等產業的依賴，減少大爆炸這種事件的發生。
高增速之憂
過去幾年，依靠包括化工產業在內的大項目拉動，天津的經濟發展一直保持較高的增速。尤其是自2009年首次躍居GDP增幅全國第一的位置后，曾連續5年增速排名全國首位。直到2014年才被重慶和貴州擠到了第三的位置。
經濟增長狂飆突進的背后，是GDP規模的不斷做大。以經濟總量來看，天津在中國城市中的排名不斷前移，目前已日益逼近中國的第三城廣州。作為天津經濟火車頭的濱海新區在總量上也于2010年超過了浦東。天津在人均GDP上更是創了一個傲人的數據：已是連續四年位居全國第一。
若以人均GDP角度來衡量，按照世界銀行2013年的分類標準，天津已經達到高收入經濟體的標準。不過與人均GDP的領先相對應，天津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僅排在第6位。
而《中國經濟周刊》推出的一項以人均收入占GDP比重為主要指標的31省市GDP含金量排名中，天津更是位于倒數第一。
價值的創造和收入的獲得不成比例，意味著大項目支撐起來的華麗的GDP數據并沒有很好地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居民收入。這是一個悖論，其原理在于：過度依靠央企、國企大投資拉動，反過來會抑制民間經濟自發的活力和創新，從而限制了居民財富增長。
對一個城市發達程度與創新活力能產生重要影響的，無疑首推第三產業。2014年，天津第三產業占比只有49.3%，僅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1個百分點。而同期另外兩座直轄市北京和上海的第三產業比重早已超過一半，北京達到77.9%，上海達到64.8%。
經濟結構失衡帶來的一個潛在影響則是城市吸引力不足。從人口流動來看，在2000年-2010年的十年間，雖然人口向京津等城市轉移趨勢明顯，但京津兩地的人口總增長率卻相差近10個百分點。而在2010-2014年的五年間，天津外來人口每年增速明顯放緩，2014年只新增了35.2萬，相比2013年的48.3萬、2012年的61萬大為減少。
人口流入的減緩與工資水平、綜合環境以及民營經濟活躍程度密切相關。根據人社部發布的最新《薪酬發展報告》，天津雖處于工資水平的第二梯隊，但與京滬差距明顯。以2012年為例，京滬平均工資已達7萬，天津為5萬。
工資之外，是城市綜合環境和民營經濟發展的差異。這份報告同時指出，在京滬之外，國內創新人才的首選地是廣州、深圳，而非天津。天津的民營經濟近年雖有較大發展，但在產業上也多處于傳統工業的產業鏈條，現代化程度較低，特別缺乏領軍企業和具有“殺手锏”影響力的高新技術與高端產品。
開放度之問
近代史上，天津曾憑港口之便、交通之利。開創了與上海鼎立的中國近代經濟“雙城記”時代。彼時的天津開風氣之先，辦實業、興金融，一張《大公報》還曾開創了屬于天津的新聞大時代。
只是世易時移，新中國成立后在相當長一段時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以權力為資源分配核心的經濟結構迫使天津逐漸讓出了“北方中心”的寶座。而在隨后新一輪向市場經濟邁進的過程中，天津又因保守一度錯失追趕的黃金機遇。
曾任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經濟研究室副主任郝一生談及那一段的歷史，舉過一個在現在看來不可思議的例子：改革開放初期，南方江浙一帶開始大力發展小商品，大力發展批發市場，靠免稅或低稅吸引了大量人流、資金聚集；而此時的天津卻把所有住宅樓一樓開的小商店統統關掉，誰也不許開，全關。
一個原本以商貿立足的城市，就這樣把商人全部轟走，最后沒人敢來天津做生意。天津因此曾經至少停滯過十年。
另一個不那么極端但卻意味深長的例子是：自濱海新區上升為國家戰略，拿到諸多讓其他地區羨慕的“先行先試”后，直到目前為止還少有能在全國叫得響的機制和體制創新。即便是天津本地官員也承認，這個城市還是過于保守。
這位官員舉例說，上面布置個任務，很多地方都是先干再說，天津的干部是習慣把方案送到領導辦公室，等領導批了再干。在方案的反復溝通、修改過程中，機會也許就錯過了。
究其原因，一個公認的說法是天津離中國最高權力中心太近，謹慎和保守是其最安全的選擇。而國家賦予天津極高的行政級別，有時反而成為一柄雙刃劍：在爭取國家資源支持時更有話語權，但同時也容易抑制民間經濟活力。
由此，在中國激烈的區域競爭和創新競賽中，天津除了靠以央企為代表的國資撬動了“增速第一”的經濟總量外，在城市治理和內外開放方面猶如一座“沉睡中的城市”。這與天津未來將在區域發展中要擔當的角色顯然并不相符。
去年12月，迄今為止北方唯一的自貿區花落天津，再加上《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的出臺，天津開始有了新的定位，不僅要帶動京津冀，甚至還要引領輻射三北，面向東北亞地區。
這是一段艱難的歷程。在新的起點線上，天津不應回避對爆炸事故的追責和反思，更需要在提升行政效率、治理能力以及擴大內外開放上不再沉睡、有所作為，讓直轄市的稱號真正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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