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日走訪多地發現，目前規劃編制中“一把手”意圖取代科學論證的現象司空見慣，導致地方加快發展的熱情與城市實際發展能力及規劃理性之間存在巨大沖突和矛盾。梳理近兩年部分落馬官員案例，記者發現，地方“一把手”熱衷插手城市規劃或為尋租，或為政績，或是濫用權力。

　　4月19日央視《焦點訪談》曝光海南國家級貧困縣臨高縣耗資1.3億建1.7公里長牌坊群。最大的一座碑高達37.7米，上面群龍環繞、氣派十足，且所建碑坊上有不少官員的題字。類似于海南市臨高縣的這種上馬大型項目還不在少數。如廣州原市委書記萬慶良把自己當成城市“總規劃師”，也被戲稱為“規劃之神”。

　　造成此類現象的原因很簡單。一是領導干部覬覦規劃建設背后的巨大利益空間，通過插手、干涉規劃項目為企業鋪平發展道路，也為自己謀得個人利益。二是因為此類看得見、摸得著的建筑物最能代表地方領導的政績，且創造GDP能夠成為幫助其升遷的重要依據，故在城市規劃設計過于“任性”，甚至為了凸顯個人成績，對上一任領導的規劃進行打壓，造成“一任領導一個規劃”的亂象。三是在決策中缺乏民主，搞“家長制”“一言堂”，沒有請專家對方案進行充分論證，更沒有引入公眾參與。四是因為少數領導干部存在官本位心理，認為只有氣勢恢宏的建筑物才是權力的象征，如何進行建筑規劃由自己說了算，毫無規劃科學性與前瞻性，專家卻淪為“專業畫圖者”。最后，是各地由于尚未形成決策失誤追責機制，領導干部在城市建設上造成公共財政巨大浪費后，缺乏黨紀政績乃至法律上的懲罰，一個個“短命建筑”未能為“任性”的權力敲響警鐘。

　　城市規劃搞得好不好，直接關系城市總體功能能否有效發揮，關系經濟、社會、人口、資源、環境能否協調發展，有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果。城市規劃是一個十分專業的命題，應該由專業的建筑學家、城市規劃專家來進行討論和論證。因此，筆者認為，要減少乃至杜絕城市規劃亂象，除了加強領導干部政績觀教育，還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是以科學的領導干部評價考核機制來糾正“任性的權力”。“拆一次創造了GDP，再蓋一次又創造了GDP”，“唯GDP論”使得地方黨政干部熱衷于拆遷與建設，因此，亟待在干部評價考核中引入綠色GDP、民眾幸福感等軟件建設考核，不僅僅只看經濟增長、城市規劃等顯性成績，要讓領導在如何全心全意為群眾謀利益上下功夫，而不是醉心于研如何通過“政績工程”“面子工程”來創造GDP、為個人升遷發展鋪路。

　　二是以監督機制的建立來制約“任性的權力”。首先在重大決策中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重大問題集體決策制；其次要充分引入專家論證，建立專家審查機制，落實專家責任，保障規劃項目的可行性、科學性、前瞻性，不得由地方一把手隨意決策；再次要引入公眾參與機制，通過聽證會等形式暢通與公眾溝通渠道，及時告知政府規劃意向，及時收集公眾反饋就意見，用公眾監督遏制決策過程中權力的“任性”。

　　三是以嚴格的干部決策失誤追究機制來遏制“任性的權力”。要建立干部決策失誤追究機制，一旦出現決策失誤，要對決策干部進行追責，并依據情況給予黨紀政紀或法律懲戒，從制度上保障決策科學化、民主化，防止重大決策失誤的發生，并強化反面典型教育，讓更多“任性的權力”不敢為所欲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