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奠定其20世紀城市研究大師地位的《褐色數十載》（Brown Decades，1931）一書中，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稱弗里德里克·勞·奧姆斯 泰德（Frederick Law Olmsted）為美國“第一位城市主義者”。芒福德何以稱奧姆斯泰德為城市主義者，奧姆斯泰德如何看待城市，而城市主義對芒福德而言又意味著什么？

　　從奧姆斯泰德作為景觀建筑師設計美國城市的19世紀60年代后期，到芒福德作為理論批評家書寫美國城市的20世紀60年代，正是美國城市走向現代化的100年。現代化在美國的實踐是千回百轉，在每一個時期都呈現出帶有其時代特征的復雜面相。落實于美國城市之中，現代化不僅意味著以現代技術—開發自然資源，改變城市的物質景觀，實現城市的高效運行與增長，建構城市的總體秩序與規訓；同時也意味著以現代科學為其知識結構，以挑戰權威的現代精神為其思想底色，對城市甚而城市所代表的文明時代之發展方向所進行的深刻反思。正是后者，成為阻止現代城市這列狂飆突進的火車不致脫軌的剎車閘。

　　在芒福德看來，此種反思所體現的便是他所言的城市主義。它首先是一種人文主義精神，一方面是奧姆斯泰德在現代城市中看到的開放、包容氣質，打破原有鄉村社會等級的民主理念；一方面是芒福德所期待城市擁有的規劃遵循人性的原則。而后，城市主義也表達了一種生態主義思想。1859年達爾文《物種起源》出版，為歐美知識界帶來了思想風暴，到20世紀初，進化論的解釋已然進入歐美知識結構的深層次。自此，人們無法再將自然假想為完美的、既定的上帝設計，而看到自然漫長的演化歷程以及其中的競爭與動蕩。活躍于19世紀60至90年代美國城市設計領域的奧姆斯泰德是將對自然的有機整體性思考納入城市規劃的早期實踐者，著意于城市文明中自然的不可或缺；而20世紀30至60年代的美國城市中寫作的芒福德則是在其基礎之上，將自然的歷史性融入對城市文明發展方向的反思，在其最后一部關于城市的重要著作《權力的五邊形》一書中，他聲稱：“在今日，一切有價值的思想都應當是生態的。”

　　在人文主義與生態主義雙重意義上，奧姆斯泰德與芒福德分別是美國19和20世紀兩位最為重要的城市主義者。對其時代而言，他們都帶有超越其時代的先知性，然而奠定其城市文明反思基礎的仍然是其時代的知識結構。從奧姆斯泰德到芒福德的理想城市主義的變化中，傳遞著美國環境知識變化的信息。

　　19世紀60年代后期，美國內戰結束，正式開啟城市化時代。從此時到世紀末，美國城市化具有兩個突出特征，其一在于城市的地理性延展，從東海岸向西推進，開始顯露芝加哥、圣路易斯、堪薩斯城、丹佛，以及西海岸都市的雛形。其二則為城市性質的改變，即出現了由“有機城市”向“衛生城市”之轉化。地理上的擴展是以“天定命運”說為其思想內核，以鐵路與現代灌溉工程為其技術支持，所進行的一場文明征服荒野的運動。而城市性質的轉化則一方面體現了現代工業規訓對整飭秩序的追求，另一方面則與人類病理知識體系由“瘴氣說”向“病菌說”的轉變息息相關。此前的有機城市建立在城鄉之間有機的新陳代謝之上，城市消耗鄉村的產出，再以肥料的形式返回，為土地所吸收；城市內部也以種菜、飼養禽畜等方式進行小規模的有機循環。然而在推動現代化城市的衛生改革者看來，有機城市的存在不僅代表了一種混亂無序，也成為病菌發酵的溫床。因此，他們的衛生改革集中于供水、下水與垃圾處理等基礎建設，在原來以運輸為目的的物理過程之上，疊加了以凈化為旨歸的化學過程。伴隨農業向化肥與農藥的現代轉型，馬克思所言的“新陳代謝斷裂”在美國城市景觀中轟然而至。

　　無疑，奧姆斯泰德對以現代知識為基礎的技術變革是認同的，而對城市所代表的文明擴張他也心有戚戚。在他對城市化的樂觀預見中，一直保持著審慎的警惕。他憂慮此二重理念相交織后可能發生的自然與城市之間的分離，以及人類全然處身技術所創造的環境中出現的異化威脅。在他看來，無論是杰弗遜的自耕農農業理想，還是南部種植園經濟，都已成明日黃花，城市化方是文明發展的必然方向。然而，文明的發展并不意味著自然與城市的分隔，更不意味著自然的死亡。城市時代人類對于自然的需要并不僅存于對潔凈水源、清潔空氣、安全食品的生理需求，對自然的認識也不應停留在知識層面。事實上，當文明愈行愈遠，對自然的審美認知與需求也便愈發強烈，而當科學對自然的認識愈加深入全面，文明愈應當檢驗曾有的盲目自信，對自然的規則與節律心懷敬畏。當奧姆斯泰德為美國城市設計公園時，他的思考并未囿于園的邊界，而是在為整個城市，以及城市所凝聚的文明籌謀。他希望通過在城市中融入自然園林，在城市之外保留荒野以使城市自然化，從而令城市更加文明化。

　　1895年，奧姆斯泰德正式退休，芒福德出世，在處處布滿奧姆斯泰德手澤的紐約市長大。當其出生之年，奧姆斯泰德恐懼的城市化、工業化弊端業已凸顯，自然的風貌在城市的鯨吞蠶食中支離破碎。而一場自中產階級而上發動的自然保護運動也作為強有力的現代訴求，在美國的政治與社會舞臺上大放異彩，至今尚未謝幕。奧姆斯泰德無疑是這場運動的先行者，但是芒福德并未站在該運動的前臺。更多地，他將之內化為對文明、城市、技術、自然關系的深沉思考。

　　在20世紀成長的芒福德對文明的未來雖然仍然抱有信心，卻已袒露更多的焦慮與恐懼。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喧囂繁榮已在全球性經濟危機的重擊下黯然沉寂，然而芒福德所恐懼的巨城市卻如軟體動物般四處蔓延，以技術為統御的社會“技術體系”在異化人類的本性，威脅有機體所處的環境。在他看來，巨城市的財經、政治、建筑都威脅著每個城市應當具有的、由獨特社區文化所共同構建的個性，以及城市和自然之間的有機聯系。如果城市繼續沿著現有路徑前行，那么新世界的大城市將罹受古羅馬城市崩潰的命運。

　　但是，芒福德并不是悲觀的。他深知，現代城市已然走得太遠，僅僅依靠個體情感與本地知識都無法應對其復雜問題，解決其生態困境。深受生態學影響的芒福德將城市與支撐其存在的技術放入歷史的過程當中，分析它們同自然的歷史之間的相互影響。他看到，在歷史的演化中，城市如何在一個生態體系中萌發，如何在它的滋養下成長，如何在足夠強大時肆意妄為地掠奪生之養之的母體，又如何在技術的自欺與被欺中割斷城市同該體系之間的心理紐帶。芒福德沒有更進一步去探討自然又如何為城市的成長設置限制，但是他所看到的這一漫長的歷史，已讓他足夠清晰地指出城市最終的歸宿仍然是它所處的生態體系，城市的區域化規劃，輔以新的生物技術，將令城市與自然的生命共同延綿。

　　從奧姆斯泰德到芒福德，城市在一步步擴大，形塑城市的知識也在不斷發生裂變，然而，在他們身上始終貫穿著美國知識界富于理想主義色彩的實用主義智慧。這樣的實用主義讓他們直面世界的復雜性，時刻準備感知變化、調整策略，進行修正，而不是以簡單的方式對之進行還原、處理。他們都對現代科學懷有信任，但是這是對阿卡狄亞式生態學——一種有機的、整體的、歷史的生態學的信任。對芒福德而言，新的實用主義智慧來自這樣的生態學。在他看來，現代科學發展出兩條脈絡，一條是機械論的科學，一條是有機論的科學。前者與工業時代的技術相伴隨，后者與生物時代的技術相對應。芒福德并無意徹底否定前者，事實上，他在批判技術統御的同時，對技術保持著應有的敬意。但是，“在所有的學科中，有機體和生命的概念都在復蘇，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純機械概念的權威性”（《技術與文明》）。新的機器體系將根據生命，不僅僅是人類的生命，更是整個自然生命的目的調整它的運行，從而令城市與自然的關系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實現由衛生城市向生態城市的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