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數月后，《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終于向公眾露出真容。
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主持召開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推動會議，就貫徹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明確要求、作出安排部署。
8月23日，新華社播發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就京津冀協同發展有關問題答記者問。
在規劃綱要中，最受矚目的無疑是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
規劃綱要明確，三省市定位分別為，北京市“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天津市“全國先進制造研發基地、北方國際航運核心區、金融創新運營示范區、改革開放先行區”；河北省“全國現代商貿物流重要基地、產業轉型升級試驗區、新型城鎮化與城鄉統籌示范區、京津冀生態環境支撐區”。區域整體定位體現了三省市“一盤棋”的思想，突出了功能互補、錯位發展、相輔相成；三省市定位服從和服務于區域整體定位，增強整體性，符合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需要。
從此前各地上報的“北京四中心、天津四中心、河北五中心”到如今定調的“北京四中心、天津一基地三區、河北一基地三區”，微妙的措辭調整，正是呼應“一核雙城”的新格局。
對于這一天，75歲的中科院院士陸大道先生已經等待了很久。做了50多年的經濟地理學和區域發展問題研究，北京和天津長期以來的功能定位爭議，他都看在眼里，念茲在茲。
“京津冀協同發展，‘協’是協調，‘同’就是同步。北京應該是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天津和河北要服從服務于大局。”陸大道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說。
淡化“經濟中心”概念
在規劃綱要起草過程中，天津照例上報了“北方經濟中心”的定位。但塵埃落定之際，“經濟中心”概念不再，其余的制造業中心、航運中心、金融創新中心也疑似“降格”，天津官員、學者難免失落。
天津市環渤海經濟研究會顧問、天津師范大學濱海新區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家祥近日在公開場合坦承，天津現在和今后一段時間內不能真正做到“北方經濟中心”。
他認為，以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為導向的改革將不斷深化，城市經濟作用的發揮越來越不取決于行政方式的指定，“目標遠大又難被認可的稱號還不如貼近優勢又自主奮斗的特色定位更為實際和可行。”
“多中心，等于無中心。”包括李家祥在內的不少學者，都用這句話來解讀規劃綱要最終的變化。
幾十年來，圍繞著“北京和天津誰是經濟中心”的爭議，不絕于耳，此消彼長。
天津一直以“北方經濟中心”自居和要求。從清朝后期的北方洋務運動中心，到20世紀30年代的“上青天”（即上海、青島、天津，當時民族工業最為發達），都是天津人心中抹不去的情結。
不過，在建國后直到改革開放前的30年間，天津感受到了很大的落差。
在與首都北京的工業化競爭中，許多大型和重點工業項目優先落戶北京。到上世紀60年代末，北京工業產值已經開始超過天津。
雙方矛盾還體現在港口上。
按照地理位置，天津理應成為北京進出口物資的首選港口，但由于雙方缺乏很好的協調和配合，北京上世紀80年代還在河北樂亭聯合建設了京唐港，然而效果也并不如意。
上世紀80年代起，天津大型鋼鐵工業、石油化學工業和通信設備制造業等基礎原材料和先進制造業發展很快，同時確立了北方重要的航運中心地位。
20世紀90年代，國家決定在上海浦東建立新區，天津便一直要求在濱海建立同樣的新區。這一夢想在2006年成為現實。
沒過多久，國務院在批復天津市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時，首次明確表示要將天津逐步建設成為北方經濟中心。相比1997年，中央對天津的定位表述“環渤海地區中心”和“努力成為我國北方重要的經濟中心”，無疑是更進一步。
與此同期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則只提了全國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而未提及經濟中心。
“天津取代北京成為經濟中心”的提法，一時間成為主流，學界呼聲很高。
此次規劃綱要起草過程中，也曾有媒體傳出，首都經濟圈將改變以往以北京為中心的模式，而是以北京、天津為雙中心，將所有臨近北京的區域都納進“京津冀一體化”范圍內，從而構建出“兩核多點”格局。
在北京化解“大城市病”的背景下，還有學者呼吁：京津冀一體化破局關鍵是北京城市功能重新定位，剝離經濟中心的帽子，“否則只會愈加臃腫”。
對此，陸大道一直是堅定的反對派。
在他看來，經濟中心的概念很廣。北京目前第三產業比重超過70%，第二產業只占不到1/4。北京建設以高端服務業為主體的經濟中心，恰恰可以減輕人口過度集中的壓力，因為論單位國民經濟增加值所需要的就業崗位，高端服務業僅僅是制造業和其他服務業的1/5~1/3。換句話說，北京地區的人口規模過大，并不是首都北京經濟中心的功能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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