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國約有一億的人口在跨省流動。流動人口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其中有一半以上集中在省外流動人口數量居前10位的城市，這中間又有二分之一集中在省外流動人口數量居前4位的上海、北京、深圳、東莞。

　　自十八大之后，建設新型城鎮化已經成為多方共識。《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指出，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強大引擎，也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10月10日，在浙江大學新型城鎮化研究中心舉辦的“中國城鎮化創新發展進程中的機遇與挑戰”論壇上，國務院參事、住房與城鄉建設部原副部長仇保興對《第一財經日報》等媒體表示，大城市和小城鎮應該有分工，既要有橫向分工，又要有縱向分工。

　　他認為，以前只注重了縱向分工，在全球化時代，北上廣深這些大城市交易成本是最低的，跟世界一流城市相比才有競爭力。到了一般城市，像杭州，是為整個區域服務的，到了小城鎮，是為周邊三農服務的，這些縱向分工要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能忘了還要有橫向分工。

　　以小城鎮的產業、獨特的文化傳承、獨特的城市風貌的延續作為獨特性融入到全球，融入到城市群周邊。仇保興說，“在橫向分工上有大量的余地可以去做。”

　　大城市開發要有機疏散

　　2014年3月，城鎮化的頂層設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正式公布。仇保興說，在編制規劃一、二稿時，收到很多文章建議“中國走以大城市為主的城鎮化”，并列舉了節約土地、大幅提高人均GDP、促進科技創新等優勢，但隨后將課題做細以后，發現這個觀點是一個危險的陷阱。原因在于，超級大規模的城市有一種自動的吸收人口的機制，會引發惡性循環。

　　據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2.6億，其中跨省流動人口數量為8587萬。目前，全國約有一億的人口在跨省流動。流動人口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其中有一半以上集中在省外流動人口數量居前10位的城市，這中間又有二分之一集中在省外流動人口數量居前4位的上海、北京、深圳、東莞。

　　這導致的嚴重惡果中，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非常頭疼”的交通問題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因為工作地與居住地的分離，導致了非常嚴重的中短途交通。仇保興表示，北京十多年前的規劃根本沒有考慮到工作崗位的問題。

　　當然，這不是中國所獨有的問題，歐盟在歷史上也曾經有過。芬蘭規劃學家沙里寧為此提出了“有機疏散理論”，英法的大倫敦、大巴黎的新城規劃，也是這一理論的實踐。這是一種疏散大城市人口比較理想的新城開發模式。

　　仇保興認為，“在我國，這一類大城市的疏散早該開始，但是我們不僅認識得晚，而且對新城的成長機制始終心存疑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