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記者前往幾座公園，尋求未來的城市公園應該是什么樣子。
城市公園，不再是景點、綠地、園林
“小時候，能去中山公園春游、長風公園劃船是一種難得的獎勵，就像出門旅游一樣。”許女士回憶，“前一晚還會興奮得睡不著，做夢都在想帶什么好吃的。”
而此時此刻，夏日傍晚，30多歲的許女士正帶著6歲的女兒坐在中山公園的草坪上玩耍。一席毯子，上面放著驅蚊燈、藍牙耳機、小風扇、礦泉水，女兒在草坪上奔奔跳跳，許女士則悠閑地刷著手機。
自從進入暑假，家住附近的許女士幾乎每天傍晚都會帶女兒來此休憩，原因也很簡單，“不希望老是坐在家里孵空調，小孩子就應該出來多接觸大自然。”
如今，對這位母親來說，免費開放的中山公園早已不再是童年記憶中的“旅游景點”，它就是一個家門口的“后花園”，每天可以來此活動，已是生活中日常而平凡的一部分了。
同濟大學副教授董楠楠長期研究城市景觀。幾年前，當上海的城市公園開始免費開放、逐步延長開放時間后，他就注意到這不是一件小事，“意味著城市公園扮演的角色開始發生重大變化”。
2019年上海公園延長開放名單上，延長開放的公園有253座，覆蓋16個區，占目前全市城市公園總數的84%，比去年增加了58座。其中，全天開放的“24小時”公園從去年的73座增至129座。
延長開放，加速轉變了城市公園的屬性。
過去從城市規劃角度，一般把公園當作“綠地”計算。比如在空間布局中，可以從公園規模的大小、可達性服務距離的多少和服務外圈的人口數量來評估公園的社會服務效能。
“這個方法是對的，但是并不全面。城市公園已經不僅僅是綠地、園林了。”董楠楠說。
囿于傳統觀念，設計城市公園時，我們往往優先考慮如何堆山疊水、植物造景，滿足視覺效果。但是面向未來，尤其對市中心區域而言，曲徑通幽、移步換景，那樣精致的園林無法提供足夠多的場地給市民日常活動，尤其在園林里很難滿足健身、跳舞的需求。
所以，今天的城市公園，扮演的角色其實是“公共空間”。
夜晚的公園，是一天中最熱鬧的時刻
18：45，新漁路和淞虹路口的新涇公園開始一天的喧囂時刻。助動車、自行車里三層外三層堆放在大門處的廣場上。這是一個置身于大量居民區的街角公園，面積不大，主要由一個環形步道組成。
采訪當日，上海高溫，即便夜晚多走幾步也會渾身冒汗。然而到了公園門口，畫面是壯觀的：
密密麻麻的身影，在大圈步道上快走、奔跑。即便三兩人邊走邊聊，依然健步如飛，一切仿佛進入一個快鏡頭的奇妙世界。這個快放的世界，主要以中青年為主。
18:50，一位去超市買東西的路人經過大門，張望了一眼，略感驚訝：“那么熱的天，公園竟然還有那么多人！”
19:00，步道一端的圓形廣場，3臺喇叭流瀉出的音樂，讓廣場化身“舞池”，一對對跳交誼舞的人影填滿廣場的每個角落，多數在50歲以上。
64歲的陳強敏也在其中。他住在離公園15分鐘路程的通協小區。4年前剛退休時為了健身，每天傍晚去路上跑步，幾次途經公園，熱鬧撲面而來，“一個人在街上跑步沒勁，也不太安全，所以就去公園了。”
沒想到一進公園，覺得交誼舞比跑步有意思，于是從零學起。從此只要天氣允許，他每天19：00，都會雷打不動去公園“揮汗如雨”一個半小時。
新涇公園是典型的“社區公園”，空間簡單，也沒有更多設施。每到夜晚，這里就是一個免費露天的“健身館”。鍛煉的人大多來自附近，常常同一個小區十幾個人，白天家門口遇不上，反而晚上在公園舞池碰頭。跳累了，坐下閑聊，鄰里之間多了交流的機會。有時候，老阿姨甚至也會和跑步的年輕人寒暄幾句。
作為24小時開放的公園，保安說，夏日每天23點以后，公園里的人群才會漸漸散去，“難以想象，以前公園17點關門時，夜晚活動去哪里”。
地處市中心的中山公園，夜間活動則更加豐富多元。有小朋友識昆蟲活動，一位老師帶領十幾個親子家庭，一棵棵樹講解。一位母親說，她是在手機APP上無意中看到，立即報名。
有兩桌人在烏漆麻黑的夜晚，開著LED燈下棋。身旁的觀棋者們，靜靜站了1個多小時，早已汗流浹背，卻若無其事。
還有一位阿姨坐在偏僻的角落練越劇。當然，這里也是著名的“夜跑圣地”，不乏年輕人的身影。
夏日夜晚，才是公園最熱鬧的時刻：健身的年輕人、跳舞的老年人、親近自然的孩子與家長、自娛自樂的居民、散步聊天的好友……這一撥“夜公園的熱鬧”，離不開兩種需求迅速增長：
一是健身鍛煉，更多年輕人只能選擇晚上。而一部分中老年人在高溫天時也改在了晚上。
二是特大城市雖然服務便捷，但可供親朋好友閑聊聚會的免費、開放、舒適的空間，其實并不多。
出了家門，就是商場。近幾年，街道極力打造了不少“鄰里匯”等社區活動空間，試圖彌合大城市社區之間的人情關系，滿足社交和情感需求，但是它們大多晚上關門。
如此一盤算，忙碌的白天過去后，一天中到了更適宜都市人生活、休閑、享受的夜晚，反倒公共空間不多了，于是城市公園就成為不二選擇，在夜晚顯得彌足珍貴。
由此看來，未來延長開放的城市公園從“公共空間”的視角打造和管理，或許比從“綠地”角度更加合理。
當公園與社區成一體
董楠楠形容城市公園的作用，還用了一個詞：公共活動空間溢出現象。
當一座城市人口眾多，在廣場已經聚集大量人群后，還有很多人被溢出而無處可去，他們就會來到公園。
任何地方溢出的人，公園都可以接納，它逐漸變成一個多元化的公共空間。只要沒有人去投訴某種行為，那么公園都可以“包羅萬象”。
49歲的姜兆華夫妻倆來自東北，她有風濕性心臟病，9年前停薪留職后，跟著孩子到上海住。家離閘北公園很近。起初，公園里有一位老師想教她學拉丁舞鍛煉，但她關節不好，婉言謝絕。丈夫是體校畢業，她便讓丈夫教她健身操。
好玩的是，原本只是夫妻兩人在閘北公園的“自娛自樂”，一個教，一個學。幾天過去后，姜兆華一轉頭，忽然發現身后有人跟著跳。跟跳者越來越多，她就把時間固定在傍晚。人數達到一二十人后，夫妻倆買了一個小音箱方便大家。結果，跳健身操的人從十幾個擴展到150多個，一個自治群體無意中形成。
這個群體里，最小的15歲，最大的84歲。有一個年輕姑娘平時不上班，每天都來跟著跳健身操，堅持2年多后，又在某一天再也不來了。也有人并非附近居民，每天乘坐3站地鐵就為了到閘北公園學健身操。
9年的時間，健身操漸漸從閘北公園傳播開來，風靡上海各大公園。姜兆華成為領頭人，組織團員參加各種演出和比賽。
為了管理這群規模最大的團隊，閘北公園也是煞費苦心。人太多，聲音太響，場地從靠近住宅區挪到了靠近餐飲區。后來規定，一天中能外放音響的時間是6:30-11：00，14:00-17:00。每到跳舞時，總有2個以上保安在姜兆華團隊附近巡邏，維護秩序。
閘北公園管理方讓姜兆華成為一名志愿者。跳舞團隊一共3人，每個月的19號、29號來公園值勤1小時。“基本沒啥大事，給人指路，勸阻不文明行為。”姜兆華說。但是這讓她對閘北公園更有歸屬感了，像維護家一樣維護它。
如果把公園當作公共空間，那么順理成章，它就是社區的一部分。它的管理方法，如安排群眾活動、協調場地和時間、組建志愿者巡邏等等，本應與社區一體。
一方面，公園需要日常的環衛監督，可請社區的積極分子、志愿者幫忙，效果有時候比增加安保還好；
另一方面，社區舉辦活動，如果缺乏空間，也可使用公園作為場地。公園最終還是得通過社會公共治理來應對各種問題。
年輕人的街頭文化
上海是一座海納百川的城市，就連公園也不例外。城市公園中，還有一類針對年輕體育人群的“滑板公園”逐漸興起。
比如位于江灣城的SMP滑板公園，是全球最大的滑板公園之一，按照國際滑板場地標準建立。建造之初就已名聞遐邇。尤其是幾個景觀奇特的大碗池、欄桿和臺階，頗受歡迎。
每到雙休日，這里不僅有穿著拉風的滑板愛好者，還有網絡主播、攝影和自拍人士前來取景，一度成為上海的“網紅景點”。
就在這幾個月，國內首檔滑板節目《極限青春》把某一集的錄制場地選在SMP滑板公園。
獲得中國初代滑板人鼎力支持的節目《極限青春》
導演組的人說，節目中期跑了好多城市進行比賽，但上海始終是國內滑板的大本營。
他們在上海看了不下10處場地，試圖從街頭視角展示上海引領潮流、時尚文化的一面，表現年輕人喜歡的生活方式。走遍徐匯濱江、中駿廣場、靜安大悅城天臺、M50、吳淞郵輪碼頭等之后，最終還是選擇了這樣一座公園。
高群翔是來自西安的滑板選手。7歲時，父親第一次帶他來上海，他被SMP滑板公園“驚著了”，從來沒見過那么大的滑板池、拋臺，可以無拘無束盡情地滑。
父親問他：“開心嗎？”他回答：“特別喜歡。”于是之后，全家搬到了上海。
此后幾年，高群翔天天在公園玩著滑板長大。在這里，他第一次成功試拋，也是在這里，他學會了360度旋轉技巧。公園里的一磚一縫，他都了然于胸。
長大后，他去了更多地方，發現即便美國的水泥場地都很難做到一個小坑都沒有，但上海的SMP滑板公園做到了。只是這幾年，公園疏于維護，場地老化，地磚有裂縫，被一些滑板選手嫌棄。
從滑板選手的角度看上海的公共空間，評價是怎樣的呢？
1995年出生的王玓，17歲時從濟南來到上海，因為“走滑板這條路，必須去大城市，而上海是中國滑板大本營。”但實際上，到了上海才發現，情況沒有想象中好。隨便玩玩可以，但真正適合練習技巧的場地并不多。
在他眼里，SMP滑板公園水泥地面嚴重磨損，已經不適合練習，只有拍攝需要才去這座公園。他更鐘愛大理石地面，徐匯濱江就有一個下沉式滑板公園，空地和斜坡多，那里一度是他心中上海滑板最好的場地。
他幾乎走遍上海的各種小路，尋覓公共空間。從蘇州河邊的狹小廣場，到靜安寺等熱鬧中心。采訪的那天，他正聽朋友說有一個“南京西路綠地”還不錯，打算下午去踩點看看。
某種特定類型的公園，不僅是公共空間，甚至也是年輕人的“街頭文化”，是五湖四海的人認識上海、感受上海氛圍最直接的場所。
又比如大寧公園，設計之初是一座生態景觀型城市公園。面積68萬平方米，其中水面積約7萬平方米。由于周邊有大寧音樂廣場、環上大國際影視園區、靈石路電競一條街等等，大寧公園扮演的角色更加復雜。
它是文創人士辦公之余，每天午休、溜達的日常場所，也因此成為不少電競、影視和文化企業入駐大寧板塊的理由之一。
它也是大寧片區居民健身、活動的地方，社區公園承擔的功能它同樣也有。為了方便居民，大寧公園新增了2個小門，直接毗鄰東方明珠大寧公寓、綠色麗園2個小區，方便居民進出公園。
但是作為市中心范圍面積較大的公園，注重景觀視覺，大寧公園又不只是單純的“城市公園”。
每年這里的花博會吸引大家近悅遠來。2018年公園全年接待385萬人次，其中花博會游客量為59萬人次。到了今年，花博會免費開放，約2萬平方米、100萬株郁金香盛開，僅花博會游客就達到88萬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大寧公園還有一片白沙灘，每到雙休日，吸引了不少親子家庭，成為兒童最喜愛的活動片區。
如果討論“兒童友好型”城市空間，我們離一些全球城市還有一定距離，其中一項指標是，中國城市的社區空間、公共空間普遍缺乏供兒童玩耍的沙土區。因此，大寧公園的白沙灘顯得十分難得。
此外，每年大大小小機構組織的各類跑步比賽、城市定向賽等活動，也常常放在這里。
時代在變化，公園在市民生活、城市文化傳播中職能的走向，也在趨向多元，有無限種可能。
從公共空間的角度，重新思考未來的公園
那么，上海的城市公園打造，是否可以借鑒一些國際經驗？
董楠楠認為，國外地廣人稀，公園往往綠地面積比重大，人口少；中國則相反，更多市中心的公園呈碎片化分散各處，而人口密度高，需要靠時空交替來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上海城市公園的未來怎么樣，更多還得靠自己摸索。
比如現階段，增加公園數量的同時，也增加時間供給，是近幾年努力的方向，也是滿足市民需求的大勢所趨。
無論哪一種類型的公園，都存在一張強大而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因身份認同、志趣相投而聚集，同時也可以因陌生、好奇而交織。例如，合唱團的成員可以去跳舞，滑板愛好者也可以去攝影。公園里這種不同群體的交錯融合，是其他公共空間所不具備的。
這種現象是一把雙刃劍。穩態情況下，大家保持默契、和諧共處；反之，則容易產生矛盾。這就要求我們，更加需要把公園當作“公共空間”來理解。社區治理、社會共治、志愿者參與等等，當下一系列社區創新治理的手段，對城市公園同樣適用。
也有一些具體的細節可以調整。
如未來，每一座城市公園是否首先考慮配置專業跑道？
是否有條件的公園可以增設兒童沙灘？
綠化樹木的種類，不應只是“生態景觀”，同時也得避免過敏類植物。
當夜間成為公園人群的高峰時，路燈的配置數量、綠化布局等，也應適當調整。
城市公園升級時，人行的安全更加重要，例如明溝排水、花壇小道等處的卵石鋪設，要慎重考慮安全問題。
傳統的視覺景觀，對城市公園來說未必是第一位的，人性化需求才是第一位。
進一步說，根據不同片區的特征和需求，即使同樣類型的城市公園，最好也能因地制宜。
比如，有專家對蘇州河畔的公共空間進行研究，發現差異化明顯。有些居住小區自帶公共綠化，有限的蘇州河空間是否為這些小區再拓展綠地值得商榷。
但對于某些逼仄小區的居民而言，他們不求春季賞花、秋季觀果，優先考慮更實用的活動健身空間，而不是把僅有的空間留給花花草草，似乎更加合乎心意。
注意到公園角色的轉變，一些傳統的指標或許也到了微調時。如此，未來上海的空間設計和精細化管理才能有的放矢。
歸根結底，當我們談論城市公園時，談論的其實是質量更高、更具個性、更兼容文化生活和情感的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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